国际气候谈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_国际气候谈判进展

1.国际合作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2.气候政治的京都分歧

3.在气候大会上，世界各国在减排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分歧而最后又达成协议

以下为各国态度

欧盟：“如果总统飞越大西洋(600558,股吧)来到哥本哈根,却只是把美国之前宣布的减排目标重复一遍的话,那将会令人感到相当意外。”这是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代表欧盟进行谈判的瑞典环境大臣安德烈亚斯·卡尔格伦,在会议首日（12月7日）进行发言时的表态。

在会议东道国丹麦首相拉尔斯·L·拉斯穆森高调声称“达成协议完全可能”后,卡尔格伦的上述说法,立即将未来两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的情形揭示了出来。

卡尔格伦还声称,欧盟已准备好将自身的减排目标从20%提高到30%,但这将需要与会其他各方同样做出进一步努力。

德国：谋求发挥减排领军作用

要点：希望通过气候保护促其清洁能源技术外销

德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率先制定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家计划。除了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德国还谋求在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军作用。

在国际减排方面，德国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应承担主要减排义务，但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工业国也要采取相应措施。希望通过倡导气候保护来促进其世界领先的清洁能源技术外销。

德国总理默克尔11月3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消除气候变暖给人类造成的危害。默克尔表示，希望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够为实现地球平均温度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这一目标达成共识。默克尔说：“我们需要一个新协议，全世界都注视着美国和欧洲。”她强调，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机会不容错过，克服全球性挑战只能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才能实现。默克尔敦促美国国会采取实际行动，通过温室气体减排法案，为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果作出贡献。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率先制定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家计划。当时联邦议院决定，在1999年的基础上，到2005年，德国将来自工业、家庭和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低25个百分点。在这一计划的约束下，2007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了21.3%。

2008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由政府提出的《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目标是到2020年德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40%。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大力发展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提升可再生能源对国家能源需求的贡献率，争取到2020年使德国清洁能源发电比重从15%增至30%。德国还将斥巨资促进清洁能源汽车和新型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的推广。

俄罗斯：有实力达减排40%目标

要点：提议建立多边或全球环境保护基金

日前，记者采访了俄罗斯气候变化问题专家、世界自然基金会俄罗斯代表处全球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阿列克谢?科科林。他表示，俄罗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俄政府并不认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刻不容缓，俄罗斯完全有实力成为国际减排的领先国家。

科科林说，俄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制定了相关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将会有效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进而有助于降低俄罗斯的排放水平。但他认为，俄政府这些行动的动机更多是想要摆脱经济对能源的过度依赖。

科科林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年6月份在八国集团峰会之前对俄罗斯应承担的国际减排义务作了阐述，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300亿吨；二是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前使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10%-15%。科科林认为，这里需要加以修正，因为这一指标中没有考虑森林的因素，森林能吸收大约10%的温室气体，再加上俄经济增速超过排放增速，如2000年至2007年俄经济高速增长，而每年排放只增加1%-1.5%，俄罗斯实际能够达到40%的减排目标。由此可见，俄罗斯完全有实力成为国际减排的领先国家，当然这需要俄罗斯在节能、提高能效及植树造林方面付出努力。

科科林认为，俄罗斯可有条件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俄正在讨论中的方案是建立多边或全球性基金，类似于全球环境基金，将从事绿色技术转让、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适应气候变化以及防止热带雨林大规模商业砍伐等相关工作。这类基金不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制下运行，因为会约束提供资金的国家数量，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公约，可以接受公约相关机构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

澳大利亚：积极推动减排立法

要点：欲借气候变化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执政以来一直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优先施政目标。澳政府力促国内在12月联合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通过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议案，欲借气候变化事务在南太平洋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并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变暖会影响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海平面上升将直接威胁澳大利亚周边岛屿的生存，但是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分歧和经济发展的压力，

澳大利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踯躅不前。直至2007年12月3日，新任总理陆克文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这是陆克文及其政府当天宣誓就职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他当时发表声明说，“这是新政府的第一项正式行动，显示了新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决心，对于澳洲继续在国内以及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陆克文政府积极推动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议案被誉为“最为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之一”，目标是要到2020年，将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25%。议案中还约束澳大利亚的近千家大型污染排放公司必须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配额，这些企业的排放量占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5%以上。

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量的1.5%左右，但由于严重依赖煤炭发电，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超过美国。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部8月9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从1998年9月至2009年3月，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年增加1.6%。如果不对温室气体排放加以控制，到2020年，澳大利亚的碳污染程度将比2000年严重20%。

澳大利亚政府原定于明年开始实施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但该议案在提交国会后受阻，连连遇挫。目前，澳政府与反对党仍在协商之中，继续力促议案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得以通过。

巴西：“自愿做出”减排决定

要点：巴西还有巨大的减排潜能

本报巴西利亚电巴西政府11月13日宣布，计划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预期基础上减少36.1%至38.9%。巴西将于12月向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交这一减排计划。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总统卢拉11月13日在圣保罗召集民事办公室、环境部和科技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就减排目标问题达成一致。巴西民事办公室主任迪尔玛?罗塞芙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这一“自愿做出”的减排承诺能向全世界表明巴西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明确立场。

罗塞芙说，最乐观的估计是到2020年实现减排38.9%的目标，其中农牧业减排6.1%，能源业减排7.7%，钢铁企业减排0.4%。有分析说，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巴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20年时将接近其1994年的排放水平，相当于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0%。

作为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鲜明，总统卢拉多次要求发达国家充分意识到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在减排问题上作出更强有力的承诺。

由巴西科技部组织编制的一份初步报告指出，巴西目前林场总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与德国差不多。只要巴西在18%的林场中缩减毁林面积80%的目标，就相当于少排放1.21亿吨二氧化碳。巴西又是生物燃料研发大国，如果进一步推广生物燃料应用，每年还可以少排放5000万吨二氧化碳。此外，如果政府部门资助农业领域退耕还林，将可以恢复1100万公顷用于放牧的草地。

巴西全国宽间研究所的气象问题专家卡洛斯?诺伯雷表示：“这还仅仅是初步估计，但是已经足以表明巴西具有巨大减排潜力。”

非洲：要用一个声音说话

要点：寻求650亿美元环境赔偿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非洲国家统一立场，寻求工业化国家交付650亿美元，作为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小、遭受影响最大的受害国的赔偿。

今年8月，非洲国家接连召开10国部长级会议和特别首脑会议，讨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共同立场。9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4个成员国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召开首脑会议，进一步就气候变化问题协调立场。10月上旬，非洲国家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举行会议，确定了寻求工业化国家650亿美元环境赔偿的方案，并要求工业化国家在2020年以前，把排放量在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上降低至少40%。

非洲有53个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有较大发言权。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在9月初表示，非洲国家就是要利用“数量”优势，寻求有利的气候变化公约，否则将否决任何协议。他还透露，非洲将派出统一团队赴会，代表非洲各国和非盟进行谈判，决不允许再达成一个不利于非洲的协议。

非洲国家还准备同岛屿国家和其他一些穷国形成80国联盟，寻求到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幅同工业化前相比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这实际上是要求工业化国家达到至少45%的减排量。

今年早些时候，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指出，北半球的污染与该国80年代遭受的饥荒有很大关系，富国应给予赔偿。

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全球人道主义论坛”今年5月发表的报告，全球最贫困的50个国家的总排放量不到1%，但它们却承受着90%以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美国：对气候谈判仍持消极态度

要点：要对转让先进能源技术设置障碍

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国会通过立法对美国的气候政策做出中长期规划，但是这一立法进程远落后于预期。当前，作为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表现消极，致使哥本哈根大会达成全面气候协定的前景不乐观。

美国在前总统布什时期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令国际社会备感失望，因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美国一直成为被抨击的对象。

在上任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现了比较积极的立场。在今年9月下旬对联大发表的首次讲话中，承认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并认为气候变化只能靠人类自身去解决。坦承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有义务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带头作用。美国将通过投资清洁能源、提高能效以及减少排放等实现减排目标。

根据美国众议院6月底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又称气候法案)，美国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到2050年减少83%。法案还引入了名为“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推动美国国内形成碳交易市场。

在参议院民主党人9月底公布的气候法案中，以2005年为基础，将2020年和2050年的减排目标分别设定为20%和80%，将短期减排目标设定得更高。但分析人士认为，此法案过关的难度很大。

11月3日，美欧首脑会议发表的共同宣言表明，美国希望实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0%的目标。

目前，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主要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企业间的商业交易是技术转让的主要渠道。美国政府认为，企业间的技术转让涉及商业利益和知识产权，因此要遵循市场规则，努力达到共赢。为此，美国政府对推进技术转让一直不太积极，有时甚至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清洁能源技术设置障碍。美国众议院6月份还通过一项决议，声称要制定政策防止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削弱美国在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

日本：减排目标引发国内争论

要点：担心减排目标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

日本民主党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态度较为积极，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后不久便提出了“减排25%”的目标。但此举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论，经济界对“减排25%”抵触情绪严重，这一目标能否细化落实仍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鸠山政府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帮助和技术转让则态度积极。

此前的自民党时代，福田内阁虽然提出了2050年比2005年减排60%至80%的长期目标，但未就2020年中期目标表态。麻生内阁迟至今年6月才表明2020年比2005年减排15%的中期目标。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这一减排目标过于消极。

鸠山当选日本首相后，于9月下旬宣布了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的中期目标，并在西方媒体中获得好评。

尽管鸠山在表态中为日本留下余地，强调上述减排目标的前提是必须构筑一个包括世界上所有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在内的公平有效的国际框架。但是，这一目标仍在日本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日本经济界主要担心过高的减排目标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钢铁、电力、石油等方面。目前，日本经团联等经济组织以及部分大企业负责人纷纷公开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这一目标，不少企业负责人声称“减排25%”的目标将会进一步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和失业增加。根据麻生内阁时代的测算，即使8%的减排目标，也将使日本实际GDP年均下降0.6%，失业率增加0.2%个百分点，家庭年均负担增加7.7万日元；如果以25%为目标，日本失业率将增加1.3个百分点，家庭负担则会增加36万日元。在反对势力的要求下，鸠山内阁已于10月底决定重新测算25%的减排目标对家庭负担的影响。

国际合作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尽管还存在一点不确定因素，但大多数科学家仍认为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是必需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响应是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的发展而逐渐成型的。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保护气候；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阐明了其行动框架，力求把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稳定在某一水平，从而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产生“负面影响”；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确定了发达国家2008年~2012年的量化减排指标；2007年12月达成的巴厘路线图,确定就加强UNFCCC和《议定书》的实施分头展开谈判，并将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缔约方会议。

到目前为止，UNFCCC已经收到来自185个国家的批准、接受、支持或添改文件，并成功地举行了6次有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尽管目前各缔约方还没有就气候变化问题综合治理所采取的措施达成共识，但全球气候变化会给人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气候变化会使人类付出巨额代价的观念已为世界所广泛接受，并成为广泛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离差值两者中的一个或两者同时随时间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

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离差值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异常愈明显。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多尺度、全方位、多层次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存，但它的负面影响更受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对全球许多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产生了影响，如海平面升高、冰川退缩、湖泊水位下降、湖泊面积萎缩、冻土融化、河（湖）冰迟冻于早融、中高纬生长季节延长、动植物分布范围向极区和高海拔区延伸、某些动植物数量减少、一些植物开花期提前等等。自然生态系统由于适应能力有限，容易受到严重的、甚至不可恢复的破坏。正面临这种危险的系统包括：冰川、珊瑚礁岛、红树林、热带雨林、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草原湿地、残余天然草地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等。随着气候变化频率和幅度的增加，遭受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在数目上会有所增加，其地理范围也将增加。

气候变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以负面为主。农业可能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部门之一。气候变化将使中国未来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大；农业生产部门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农业生产条件改变，农业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气候变暖将导致地表径流、旱涝灾害频率和一些地区的水质等发生变化，特别是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对气候变化敏感的传染性疾病（如疟疾和登革热）的传播范围可能增加；与高温热浪天气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率增加。气候变化将影响人类居住环境，尤其是江河流域和海岸带低地地区以及迅速发展的城镇，最直接的威胁是洪涝和山体滑坡。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水和能源短缺、垃圾处理和交通等环境问题，也可能因高温多雨加剧。

2006年他在他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上说，未来50年间全球气温平均上升2到3摄氏度，全球人均消费就将减少高达20%。现在全球气温已经比工业化以前升高大约0.8摄氏度。2010年有近200个国家达成共识，致力把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以免气候变化带来危险影响。

由于全球增暖将导致地球气候系统的深刻变化，使人类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业已建立起来的相互适应关系受到显著影响和扰动，因此全球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得到各国政府与公众的极大关注。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而且是能源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2012年9月27日报道，由20个政府委托的一份报告称，如果无法有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到2030年将有超过1亿人失去生命，且全球经济增长将削减3.2%。

气候政治的京都分歧

国际合作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如下：

我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及由此产生的移民活动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在多边框架下团结一致，携手应对。我们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最主要的渠道和最重要的多边框架。

我们愿意在《公约》确立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等原则指导下，和各方一道落实好《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欢迎《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的成果，包括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

并通过历次缔约方会议商定的机制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供足够和可预测的资金支持。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务必采取行动，迈出决定性步伐，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支持埃及代表非洲国家举办《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

我们一致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应同等对待减缓和适应。忆及2016年11月16日第一届非洲行动峰会发表的《马拉喀什宣言》精神，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出资义务，努力填补2020年前每年应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变资金差距，做好2020年后长期资金后续安排，并加快启动制定2025年后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

我们决定建立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中非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

我们愿进一步加强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拓宽合作领域，在清洁能源、利用航空航天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农业、森林、海洋、低碳基础设施建设、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环境监测、防灾减灾、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开展务实合作项目，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中非双方将加快已签约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的实施、推进正在磋商项目的合作文件签署，推动相关援助物资设备的生产、运输和交付，推动相关低碳、低温室气体示范区建设。

双方将依托已开展的合作项目，助力非洲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服务在非落地。双方将共同维护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成果，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项目对提升非洲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引领作用。

在气候大会上，世界各国在减排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分歧而最后又达成协议

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美国政府认为，虽然这是一个值得全球共同重视的问题，但美国本土如果大幅度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量，代价将非常昂贵。

相比之下，大西洋另一头的欧洲却完全不同。1990年代，法国正步入核动力化的进程，英国在北海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天然气气田，而德国在东西德统一之后，位于原西德的公司即使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全德的排放总量还是会大为减少。至于其他欧洲国家，由于都在欧盟的框架内，它们可以从英、法、德的排放量减少中获益。

1990年12月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4/225号决议，决定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组织谈判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确定该气候变化公约作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峰会的议事日程。

当时的欧共体即提出了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冻结在1990年水平上的目标。这一提议得到了小岛屿国家联盟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国家的支持。美国却少有地与欧佩克国家结成了同盟，反对为限制排放量制定任何目标和时间表。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则明确表示不会承担任何限制其经济发展的义务，并强调指出，如果指望它们取得任何进展，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

随着里约热内卢会议的临近，其他工业国家威胁要在承担冻结排放量的基础上缔结一项条约，将美国排除在外。美国总统老布什针锋相对地威胁说，如果美国遭到孤立并成为攻击对象的话，他将不参加此次会议。最后欧洲人认定，即便达成一项将美国包括在内的空泛条约，也胜过一项缺少美国参与的有力条约，于是放宽了对目标和时间表的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终签订，文件承认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并要求签约国到2000年将各自的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但这项条约并非强制性的。

里约峰会结束5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副总统阿尔·戈尔是一位环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牵头于1993年制定了一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该计划和其他措施共同促使美国承担起了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水平上的义务。1996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气候变化公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COP2）通过了以美国的一份政策声明为蓝本的《日内瓦宣言》。这次美国不仅主动参与其中，而且带头向目标和时间表发起了冲锋。

1997年12月，聚集到京都的人群可以分为三派：发展中国家；欧洲人和小岛国；以及以美国为核心，外围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日本的第三派。主要的争论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展开，焦点是将最后期限定为2010年，三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15%（欧洲的意见），还是在2008至2012年间将六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美国的意见）。

欧洲人拒绝让步，会议似乎要以失败而告终了。为挽救这次会议，戈尔不顾一切飞赴京都，向与会代表发表讲话，并指示美国的谈判代表艾森施塔特要“表现得灵活一点”。最终双方达成妥协。美国阵营的温室效应气体涉及范围得到了认可，包括甲烷在内的6种气体都算作温室气体。在最重要的目标和时间表问题上，协议规定，2008—2012年间，欧洲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8%，美国减少7%，日本减少6%，发展中国家无须承担任何义务，但被邀请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

香槟酒塞终于按时开启，疲惫的谈判代表举杯相庆。然而，从《京都议定书》签署到最终生效，这中间还有一系列的过渡性谈判会议，以便就细节问题达成一致。由于在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方面分歧严重，2000年11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COP6）无果而终。

一个月后，美国产生了新的总统，他的名字不叫阿尔·戈尔。在总统竞选期间，为赢得像西弗吉尼亚这样关键州的支持，小布什向煤炭、电力、石油和钢铁公司许下了诺言，现在是兑现的时候了。2001年6月11日，布什在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出访欧洲前几小时的讲话中，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受到了极大打击。但美国的退出，也让欧洲人担当了自“二战”后从未担当过的世界领袖角色。他们决心告诉美国，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为挽救《京都议定书》，欧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国在二氧化碳吸收汇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让步。在此背景下，在2001年7月举行的COP6续会上，除美国之外的国际社会经过团结和艰苦努力，终于就议定书实施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达成了《波恩政治协定》。

2001年11月10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COP7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议定书实施规则的一揽子协议，即《马拉喀什协定》。有关研究表明，《马拉喀什协议》相对于《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的减排义务从5.2%降为1.8%。

国际谈判从来就是讨价还价，但讨价还价后，又会面临新的讨价还价。由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必须满足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签署的条件，没有了美国的签字，欧盟必须要把美国阵营的所有周边国家都拉进来。

日本早在1990年之前就提高工业生态标准做了诸多努力，其中包括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京都议定书以1990年为基准，对于日本来说成本相当高昂。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同意签署《京都议定书》。曾担任过俄罗斯政府总理顾问的米哈伊尔·杰里亚金指出：“《京都议定书》是现代唯一一个以日本城市命名的国际条约，尽管这个文件脆弱不堪，但却是自己的孩子。对日本来说，这是个民族尊严问题。”

这样一来，俄罗斯很意外地占据了非常关键的位置。杰里亚金提到，当时欧洲委员会驻俄罗斯的临时代办彼·皮凯特把批准《京都议定书》作为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核心。此外，欧盟还把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与加入世贸组织相挂钩。法国生态与稳定发展部长罗泽林·巴什罗-纳尔肯曾清楚地暗示，俄罗斯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会使俄罗斯与欧盟的所有能源合作项目面临打击。杰里亚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自觉地面临着不是生态的甚至也不是商业的，而是地缘政治的选择。”

在俄罗斯递交批准文件后，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终于正式生效。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条文，目前的这种格局将只能维持到2012年，其后的秩序必然会由新一轮的讨价还价和利益组合决定。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表态改变对《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义务的谈判进展缓慢。

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家华认为，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的谈判启动艰难，关键在于京都议定书模式“取之不当，弃之可惜”。如果要美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后京都进程，一种取向是回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另行谈判。但回到公约缔约方会议，程序复杂，众口难调，交易成本太高。而且在后京都的谈判进程中，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科学认知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政治意愿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判断，而经济利益的计算需要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美国温室气体的人均排放量和总排放量都高居世界榜首，其中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的25%。由于担心减排行动对本国经济造成过大负担，美国反对立即采取减排限排措施，而是倾向于将国际排放贸易作为核心机制，不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排放承诺，尽量避免涉及“承诺期”的概念，积极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广。欧盟各国因清洁能源在本国能源构成中的比例较大，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较充足的资金，因而推崇较激进的减限排温室气体措施。但面对美国抵制的现实，欧盟提议可以通过建立地区性或局部性协议，来协商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问题，但这并非要替代京都机制这一全球范围的协议。

在美国看来，这个“超越京都”的新协议应包括以下几个特征：（1）全球参与性，这里特别指的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承担减排责任；（2）延长减排期限；（3）以市场为基础的减排机制。斯塔文斯认为，“在此三点基础上，新的协议可以以《京都议定书》作为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千疮百孔。”他透露说，这些政策建议早已提交美国相关部门作为参考。

抛弃《京都议定书》是欧盟不愿看到的，欧盟也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这个一手培育的孩子。但正如斯塔文斯“威胁”的那样：“到底是自欺欺人，继续用名存实亡的《京都议定书》来展示其领导力，还是加入一个有美国参与的真正意义上的减排协议，欧盟应该能掂量清楚。”

此外，未来日本的立场也值得关注。不管日本人从情感上再怎么不情愿放弃‘京都’二字，其自身业已效率很高的能源利用率，也会对它达到欧盟更高要求的减排承诺产生制约。

在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限排温室气体义务方面，美国与欧盟的立场一致。斯塔文斯教授说：“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上这趟火车，哪怕可以先不‘买票’。”

在未来后京都时代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潘家华强调了两点：（1）软约束。规避一切有可能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性减排承诺，对有一定弹性的软约束，只要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吻合，可以采取积极态度；（2）多方位。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减排、适应、技术、发展等诸多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参与了几乎所有领域的国际合作内容，今后的谈判也会是全方位的承诺问题。

陈迎也认为，中国应始终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公约下的多边合作，但出于效率的考虑，也不放弃区域及双边谈判。

世界气候大会显示各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9月3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最终通过了旨在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高级别宣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气候问题专家王瑞彬认为，这次会议显示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心情，但也暴露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增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方面存在分歧，预示着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不会一帆风顺。

3日，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通过了决定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高级别宣言》，这可以说是本次大会取得的最突出成果。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目的是为了加强科学的气候观测和服务，满足发展中国家获取气候信息的需求，并在气候服务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更好地应对各种灾害。王瑞彬指出，这次世界气候大会就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达成一致，具有积极意义。

王瑞彬说，第一，这些成果实际上是表达了国际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可以说为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营造了一个合作的氛围。第二方面从客观上来看，这一成果本身对于推动未来国际社会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不过，王瑞彬指出，发达国家对这次会议的冷淡态度，使得会议的成果打了折扣。人们注意到，共有约2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了这次世界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但这些国家***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美国、欧洲大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并没有派高级代表团与会。对此，王瑞彬指出，这显示出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有所欠缺，也直接影响到这次会议对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所起到的作用。

王瑞彬说，这次会议并没有起到直接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合作进程的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高级别会议的***出席情况。与会的高级别***大多数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有所欠缺。可以看到，目前发展中国家立场更为积极，而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方面，在国际舆论上继续唱高调，但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却难尽如人意。”

在这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在加速减排的同时，向穷国提供援助帮助它们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甚至警告说，如果愿望得不到满足，非洲国家将有可能集体抵制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王瑞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态度积极、立场坚决，是与其自身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有密切关系的。

王瑞彬说，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来讲，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这些自然灾害的时候，它的承受力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相对发达国家来讲是很低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又欠发达。这些因素决定它（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显得相当得不足，所遭受的损失也更为严重。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感受更深，它希望国际社会给予资金和支持的这种愿望就更为迫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虽然目的重在就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更好应对各种自然灾害达成一致，但在实际的讨论中，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却成了重点。王瑞彬表示，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气候变化并导致各种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的根源，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气候大会，不可避免地要关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

王瑞彬说，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极为关注。从客观上来讲，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害对各国来说是一样的。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气候变化最高级别的会议上，都期望能够再一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联合国的推动作用，潘基文也在会上直接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承担明确的减排指标；还有就是希望国际社会在资金技术上的合作能够达成一致，迈出实质性的步骤。

王瑞彬进一步指出，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集中讨论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可以说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为哥本哈根大会的温室气体减排谈判营造了氛围，但从这次会议上也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突出，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仍将面临巨大困难。

王瑞彬说，这次会议营造了比较良好的合作氛围，各国在各个场合都表达了在这个领域加强合作的良好愿望，那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个表达合作愿望的框架性文件是可以期待的。这方面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具有实质性的协议这样一个目标抱过高期望。能否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这样的协定，取决于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当时在会议上的行动。从这次会议上也可以看到，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也会面临着矛盾和激烈的辩论情形。